生而为女球迷，我很抱歉
今年3月，一位名叫萨哈尔的伊朗球迷女扮男装，潜入阿扎迪体育场观看球队“德黑兰独立”的一场比赛，后被逮捕，获刑6个月。
9月10日，据ESPN报道，这名女球迷为抗议伊朗禁止女人观球，选择在法庭门外自焚。
之后，其全身九成皮肤烧伤，送医不治，已于当日去世，年仅29岁。
针对这一惨剧，上周，国际足联官网在首页发布声明，“我们的立场清晰而坚定，伊朗女性必须被允许进入球场，是时候改变了。”
英超切尔西俱乐部也在推特上写道，“足球是一项全民运动，球场必须向所有人开放。”
终于，就在22日，在国内舆论压力、伊朗球队的呼吁和国际足联的斡旋下，伊朗政府承诺，会在今年10月10日，伊朗主场对柬埔寨的世界杯资格赛中，允许国内女性球迷进场观赛。
©️1979年以来，伊朗女性只在少数情况下被允许进场观赛，且所谓的“观看”只是在体育场大银幕看现场转播，没有真正看到球员。图为萨哈尔死后，德黑兰体育场的场景
这是一个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承诺。
因为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，伊朗女性已有长达40年被禁止入场观球。
这让我想起一部电影，名叫[越位]。
它是一部伊朗足球电影，于2006年初，德国世界杯开始之前，偷偷登上了柏林电影节的大银幕，并获得评审团大奖银熊奖。
之所以说“偷偷”，是因为这部电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，都被伊朗政府列为禁片。
原因是，它讲了一群年轻的伊朗女球迷渴望进入德黑兰体育场，观看世界杯资格赛的故事。
片中，政府以“女性出席这种场合可能会受到污言秽语侵染”为由，禁止女性走入球场。
但女主决定乔装打扮，还在身上藏了几个小烟花，打算在伊朗队赢球以后，放烟花庆祝。
可通过士兵的层层防守谈何容易？女主刚混入球场，就被抓了个现行，到了关押地点后她才知道，已经有5个女球迷早被关在了那里。
不要误会，尽管伊朗对女性有重重禁令，但[越位]并非第一部出现女性角色的影片。
1933年的[Lor Gir]，是伊朗影史首部用波斯语制作的有声片，讲一个姑娘小时候被绑架，长大后在茶馆儿打杂，遇见一位俊朗翩翩的男子，坠入爱河，后一起策划逃跑的故事。
扮演姑娘的演员叫Roohangiz Saminejad，是一名雇员的妻子，没穿罩袍，还编了辫子。
她因此成为伊朗首位女演员，成为明星，也因此受到了很多性骚扰。到了晚年，她改名换姓，搬到了德黑兰，在虚拟身份中死去。
几年后，便是漫长的二战，伊朗没能产出一部电影。好在1947年，第一家电影公司成立。到1965年，这个数字变成了72家。
当时有一部[泥砖与镜子]，通过出租车司机和女朋友的对话，反映伊朗社会的精神状态。
女演员芙茹弗穿着性感内衣面对镜头，脖颈处还挂着项链。
同一时期，我国北京却贴出通告，“不许做窄管裤、牛仔衫、袒胸露臂的连衣裙和各种奇装异服”，旗袍和丝袜也被列为“四旧”，禁止穿戴。
更不要提内衣，“工农兵不需要这个”。
于是，国人无论男女，都只穿军装，或照军装改良的便装、红卫服。裙装在此绝迹。
他们不知道，就在一国之隔的伊朗，已经开始流行迷你裙，甚至穿着比基尼躺在汽车的引擎盖上晒太阳。
安迪·沃霍尔来了以后，很快爱上。
街头是闲聊的学生，巷尾的橱窗挂着当季最新款的连衣裙，酒店客房持续供应鱼子酱，杂志上的封面女郎袒露胸脯，画着大浓妆。
这座被誉为“中东小巴黎”的德黑兰，让他和其他游客感到一瞬间的恍惚。
也许是吃鱼子酱的时候，也许是在石油公司的宾馆游泳的时候，也许是站在繁华街口的时候，总恍惚以为，这是美国加州的午后。
可惜，电影如同镜子，你无法直接看清一个完整的国家，但这面光洁的镜子，总能通过细枝末节，把一个国家的精神状态照得清晰异常。
1977年的[报告]和1987年的[何处是我朋友的家]，导演都是阿巴斯，可片中女人的装束却判若云泥。
前者染了发，穿鸡心领的毛衣配花衬衫。后者一件白色罩袍，裹得严严实实，带着一种生怕被人占了便宜去的戒备神色。
两部电影之间仅十年之隔，这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伊朗女人的麻烦始于1979年。
那天是妇女节，上万女性走上街头，微笑着挥舞双手。“气氛很欢乐，”人群中的一位女摄影师说，“没人去上班。”
说这话时，她还不知道，这是她最后一次不戴头巾了。
政府腐败、低效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，反对之声日渐高起。千里之外，一个叫霍梅尼的宗教领袖号召民众：“用生命反对国王统治。”
于是，伊斯兰革命爆发。
这个拥有3千万人口的国家，在一夜之间，以世人前所未见的速度开着倒车，返回了中世纪。
妇女节，霍梅尼就女性着装问题发表讲话，强制要求穿罩袍。1981年，《着装法》规定，不依法律着装者，可判长达一年监禁。
去看看那时候的电影吧。
1987年[骑单车的人]，重病的妻子躺在病床上打点滴，头巾缠得严丝合缝。
1989年的[小商贩]和[意中人的婚姻]，也是罩袍加身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
1997年的[小鞋子]，兄妹俩甚至不能在同一所学校里念书。而妹妹就算是上体育课，也要穿着罩袍。
学校不再有男女混班，数不清的报社被勒令关停，256家影院倒了180家，摇滚乐成了洪水猛兽。对此，霍梅尼这样解释——
音乐和鸦片没有区别，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独立的国家，我们的电台、电视就应该有教育性，音乐必须被排除。演奏音乐是对国家的背叛。
所以，电影[我在伊朗长大]中，女孩因演奏音乐被抓，后背却还写着“朋克不死”。
女人早已沦为男人的附属品，她们在书籍、舞蹈、绘画、雕像中的形象全被剔除，因为“这样才符合伊斯兰教规定”。
电影[德黑兰禁忌]中，女人去法院办离婚，对方头也不抬，只是问，“有你丈夫的许可吗？”
处女嗑药后失了身，几经辗转修复处女膜，只因“阿拉伯人愿为伊朗处女出大价钱”。
孕妇去就业与社会事务局找工作，对方刚说完“你被录用了”，紧接着又补充，“别忘了你丈夫的同意书。”
这部电影中还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台词：
抽你老公一耳光，要是他没反应，说明吸了鸦片；要是他笑了，就是大麻；要是他一蹦三尺，就是哈希什；如果他骂你，那就只是喝醉了而已；如果他把你打到牙齿脱落，说明他一切正常。
我突然想起有一年，伊朗女人在网上抗议权益削减，却收到无数男性网友这样的回复：
在伊朗，女性的权力还不够大吗？你真的应该感谢真主，至少你可以自己开车出门。多向你穿罩袍的母亲学学吧！
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，取决于对待女人的态度。
可眼下，这个国家忘了，仅仅几十年前，女人和男人还在一间教室里听讲，下课后一起乘公交车，无所顾忌地走进泳池、电影院，并拥有投票权。
那时的女律师、女法官、女内阁大臣、女学生，比例一度达到三分之一。
如今，她们却周旋于早餐麦片、洗衣机、电熨斗和厕纸，然后张开怀抱，迎接匆忙生出来的孩子。
2008年，格什菲·法拉哈尼刚拍完[谎言之躯]。
她打算在德黑兰的霍梅尼机场坐飞机出国，却在安检口被官兵拦下，说她已被列入“禁止出国人员名单”，因为她在[谎言之躯]里没有戴面纱和头巾。
这一年，韩国女宇航员进入太空，巴基斯坦选出国民议会女议长，尼泊尔制宪会议提名女候选人。
这一年，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，台前有上千名衣着色彩纷呈的女性舞者，幕后有成百女性工作人员功不可没。
她们不会想到，仅仅一国之隔的伊朗，还在因为着装问题，限制女性的人身自由。
好在，几经辗转，格什菲总算逃离了这个国度。只不过此次离开，就再也没能回去。且此后出演的所有电影，在祖国都被禁止放映。
2012年，她又给法国杂志《费加罗夫人》拍了一组半身赤裸的硬照。
于是，伊朗人民威胁她，要割下她的双乳，送给她的老父。伊朗政府警告她，“我们不需要你这样的演员，如果你回来，必将受到惩罚！”
我一直不明白，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。
直到看见一个伊朗女孩，被街上持枪巡逻的道德警察抓进监狱，理由是，“她头巾底下隐约露出的皮肤挑起了男人的性欲。”
啊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
怪不得[生命的圆圈]里，妓女因为戴豹纹头巾、蹬高跟鞋，被警察抓进监狱。
怪不得[橄榄树下的情人]里，男女主谈个恋爱，都必须保持距离。动情处，四目相对，又急忙闪回，连目光都谨小慎微。
贞节是伊朗女人立足的根本。
所以她们出门必须罩袍加身，佩戴面纱，不能和除父兄以外的任何男人握手、说话。
哪怕露出一缕头发，或者手提包里装了一支口红，都要遭到鞭打，面临监禁，甚至石刑。
如果被强奸，当然是女人负全责，谁让她的罩袍没裹严实，谁让她涂了口红。
如果因此告上法庭，则要面临终身监禁，或者嫁给强奸犯。所以最好的办法，是忍气吞声。
[一次别离]里，女教授无论如何都不想让丈夫知道，自己被别的男人骚扰。女护工也不想让丈夫知道，自己在给一个老男人当护工。
终于，她在工作中流产，丈夫第一反应不是关心她的身体，而是她竟在给一个男人当护工。
“可至少伊朗有信仰”，抱歉，我只看到女人在信仰之下备受压迫。
1993年，电影[莎拉]反抗过这种压迫，方法是“出走”，就像《玩偶之家》里的娜拉。
2018年，[德黑兰禁忌]也反抗了这种压迫，方法是站在布满天线的楼顶，微笑着纵身跃下。
今年，伊朗女球迷萨哈尔也反抗了这种压迫，方法是穿着蓝色球衣站在法院门口自焚。
她最喜欢的球队“德黑兰独立”在声明中写道，“她想要实现一个非常简单的愿望，却被迫走进了坟墓。”
拜仁慕尼黑中场球员卡里米在ins上写道，“体育场针对女性的禁令让人恶心。”
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表示，“女权很重要，我们需要有妇女出现在球场内，我们不能再等了。”
生而为女球迷，我很抱歉。生而为女人，我很抱歉。
这样高温的天气，不知那些裹着罩袍的女人，后背会不会被烫出一个洞，一直贯穿到心脏。
50年前的风就这样穿过洞口涌上来，是那年夏天，她们穿着比基尼，躺在引擎盖上晒太阳。